十年了，对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虽谈不上沧桑，但也算是一段历史。我们没有如椽巨笔，无意也无力书写１０年中国书业史。但新闻是历史的底稿，１０年如一日，我们见证和记录着历史，翻着厚厚一堆早已发黄的新闻纸，历史感不由自主顿然而生。
十年前，创办这份报纸最初的灵感来自海外。更确切地说，其核心理念和商业模式来源于１００多年前创办的三家西方书业媒体，它们是美国的《出版商周刊》（１８７２年），英国的《书商》杂志（１８５８年）和德国的《书业周刊》（１８３３年）。我们不敢奢谈创新，只是采取拿来主义因为除了学习和模仿，我们别无选择。
当时，出版作为一个产业，被特殊年代破坏的文化性格刚刚还原，但产业观念远未启蒙。计划大于市场，“羞于言商，耻于言商，实为恐于言商的心态，虽不敢说笼罩书业，至少可以说是相当浓烈的。”我们觉得需要为“商”字正名，需要尽快为这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滞后的行业注入商业理性和商业智慧。于是“在商言商”就成为我们这份报纸在当时显得很不合时宜的破题和开篇。
可是，我们到哪里去寻求出版经营的商业智慧？中国现代出版业启航不足百年，也曾留下辉煌的记录，但这方面的资源委实有限。我们知道，在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时代，中国一度领悟现代出版业的商业真谛，那曾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巅峰时刻，同世界一流出版相比毫不逊色，就连对中国极为挑剔的《纽约时报》也愿意拿出半版篇幅来大加推崇商务和主政商务的王云五先生。只可惜，这一脉香火几经中断，衣钵最终未得系统传承。别的行业市场觉醒相对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毕竟与出版业隔行如隔山。我们只有将眼光眺及大洋彼岸的西方，历经２００年现代出版市场经济洗礼的欧美出版业和身在其中并为之服务百年的书业媒体，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从此，如同我们在海内书业界捕捉任何推动产业演进的新生力量一样，我们在纵深广阔的海外出版界搜寻一切对中国出版发展有借鉴意义的信息、知识与智慧。于是在中国的媒体上，前所未有地出现了连篇累牍的海外书业专题、专版、专栏和专访。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在努力为中国书业界作者、出版者、发行者和读者搭建一个交流平台，同时还为中国同业开设了一扇同步观照域外书业、追踪世界出版产业发展前沿的窗口。
十年过去，商报倡导和传播的书业理念到底有多少在这块土地上生根，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看到，作为一个产业，中国出版业这十年的发展无论是用历史的纵向坐标和世界的横向坐标衡量都足以傲视天下。
“变革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中国进行，你很难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找到任何直接联系”。有同感的相信不止是史景迁这位热衷中国历史的美国教授。十年之间可佐证中国书业发展奇迹的故事不胜枚举，本期特刊中我们有所涉猎，在此不加赘言。
如同中国经济，中国出版业也在有意无意地追赶世界。１０年紧赶慢赶，许多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出版业差距缩小或几近同步。比如产业规模从１０年前的第１０名追到现在的第４名；年出书品种早就跃居世界首位；万米超级大卖场的数量也是世界第一；很多畅销书差不多能做到全球同步出版；营销套路越学越有模有样；像开卷这样的市场信息服务专业水准与国际领先者尼尔森图书市场监测（ＢＯＯＫＳＣＡＮ）也十分接近。
然而，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也不可不察。在发展的过程中，无视市场规律的约束，好大喜功的扩张冲动比比皆是，诸如开店要做世界最大，最次也求亚洲第一；做连锁只顾急功近利地运动式速成，却不管商流、物流、信息流是否畅通；做出版只求三大出版通吃，做大做强，却不理会出版业天性分散，规模效应奇差版权观念淡漠，假书大行其道渠道霸权膨胀，回款难于蜀道；出版泡沫泛滥，诚信危机笼罩。
繁荣背后，何致如此？盖因商业理性缺失。商业理性简而言之，就是回归商业原点，就是遵循市场规律，遵从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生态平衡。
商报开张的那一年，里德·爱思韦尔卖掉其大众出版经典品种章鱼社（Ｏｃｔｏｐｕｓ）、翰墨林（Ｈａｍｌｙｎ）和海内曼（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而专注于专业出版。去年贝塔斯曼卖掉专业名牌社斯普林格（Ｓｐｒｉｎｇｅｒ）而聚焦于大众出版。缘何？经济规律和市场约束使然。因为出版业已告别三大出版通吃的时代，即便是出版巨头也只能在其中一个或两个领域集中资源保持优势；更不用说小社只有找准特定狭小的夹隙细分市场才能生存了。
还是那一年，代表美国独立书店利益的美国书商协会（ＡＢＡ）诉五大出版商给超级连锁书店特殊折扣而对独立书店不公一案初战告捷。２年后，此案大获全胜，兰登，企鹅等５大出版社被判支付高达２７００万美元的赔偿金，这是美国出版反垄断的重大胜利。与此一脉相承的还有２００４年，欧盟否决法国最大出版商阿歇特（Ｈａｃｈｅｔｔｅ）并购韦文迪Ｖｉｖｅｎｄｉ在欧洲和拉美的出版业务，这是欧洲出版界反垄断的最新成果。政府和监管机构为了那些不起眼的中小企业竟狠心让构成一国出版业中梁砥柱的大社付出沉重代价，不放手任其扩张做得更大更强。何故？保护业界生态平衡也。他们深知，作为创意文化产业的出版，中小企业是文化多样性的保障，是原创活跃生生不息的源泉；出于同样的考虑，他们还特别鼓励和保护文学经纪人。因为早在１８７５年就活跃在西方出版界的文学经纪人，其角色在当今内容为王、创意至上的出版业至关重要，经纪人制度是图书的内容创新和商业化的保障机制；当今西方出版界，文学图书原创主要靠经纪人，非文学原创则多由图书包装商和书探来支撑。
就像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样，转型中的中国书业也是理性与非理性并存。我们也不时看到理性之光在闪烁，比如与商报同期诞生的广州购书中心，其诚信和对书业规则的尊重，广受同仁赞赏。我们应该知道商业理性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一方之力，需要业者、业界、媒介和监管当局共同建设和维系。
“世上几乎没有比书籍更奇特的产品了。印刷它的是不理解它的人，销售它的是不理解它的人，装订，批评和阅读它的是不理解它的人，如今甚至连写书的也是不理解它的人。”这是１８世纪的先哲利希滕伯格２００多年前说的话，虽然有些夸张，但设想一下如果文化和商业失去平衡，一个所谓繁荣的出版业不就是如此滑稽吗？看一看出版界今日之景象，不觉得他老人家有先见之明吗？
缺乏商业理性的出版业不容乐观，丧失文化之魂的图书更不堪设想。一个健全的出版业，文化和商业应该是平衡的。创办之初的商报理念里，我们着意强调商字，并没有给文化突出位置。我们以为这是出版的应有之意，图书本来就是文化的载体。但很快我们感觉到随着商的气氛加重，文化的身影渐渐显得朦胧。我们自揣力薄难以回天，但又不愿放弃，这就是到后来这份顶着商字的媒体居然扛起一杆“独立书评”的大旗的缘故之一。
文化与商业是图书和出版与生俱来、根本互相排斥的两个特性，二者的平衡极易被打破。在文化和商业的博弈中，常常是商业占上风；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如果你是有文化理想，珍视文化价值的出版人，则文化的香火总能得以永续传播。出版业特别是大众出版本质上并不是商人的乐园，很多情况下资本钟情于出版是个美丽的误会，就像不幸的婚姻往往是因误解而聚首，因了解而分手。只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才是出版真正的至死不渝的情人。图书作娱乐消费品的功能极易被替代，且不可逆转，但作为文化标杆的核心价值则永远不能失去；目光短浅的出版人自然不会为此守候，只有信念执着的人才会坚持不懈。
诗人里尔克说“未来走到我们中间为了能在它发生之前就先行改变我们。”我们的未来早就在不知不觉地发生。价值观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
尽管没有人怀疑中国出版业同中国经济一样，在未来１０年或更长时间内还会迅速增长，体制还会释放出巨大能量，政策还将是这个行业的重要决定力量，技术不会突如其来地显露破坏性的面孔。然而如果失去文化的归依，即便书业经济上的前景再美妙灿烂，那还是出版人真正憧憬和激动的未来吗？
与这行业息息相关的行业媒体何尝又不如此呢？我们深知作为媒体的使命与职责，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们惴惴不安，我们兢兢业业。我们还明晓商报十年创业与发展来之不易，因此我们内心对读者，对作者，对客户，对所有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充满感激，我们无以回报，唯有加倍努力。我们祝愿这个行业如我们勃勃向上的国家一样繁荣壮大，我们愿意与时俱进，与同行一道为重建这个行业的商业理性和文化理想效力。
